—— 论徐訏、无名氏的史学意义 真相下载

 真相下载   在20世纪文学史上，徐訏和无名氏属于历史的尘烟企图但终究也埋没不了其绚烂光芒的一类作家。徐訏自1936年发表了《阿剌伯海的女神》后，相继刊出了《鬼恋》、《荒谬的英法海峡》、《吉布赛的诱惑》、《精神病患者的悲歌》等作品，到1943年他大陆时期的代表作《风萧萧》在《扫荡报》连载，曾造成“轮渡之上，人手一册”的争读盛况，以致这一年曾被出版界称为“徐訏年”，1967年台湾正中书局为其出版了《徐訏全集》15卷。无名氏原名卜宝南，成名作是《塔里的女人》，40年代其作品风靡江南，被称为“新鸳鸯蝴蝶派”。以后出版有“生命大书”《无名书》6卷。最早从“文学之为文学”的意义上开始关注徐訏和无名氏的是一些港台研究者。杨昌年在1976年兰台书局出版的 《近代小说研究》中谈到抗战时期文学时指出；“与抗战关系较少或丝毫无关系的小说，就为艺术而艺术言，也该是具有价值的，个中翘楚，当推徐訏和无名氏……”。近年来大陆评论界把徐訏和无名氏从主流意识形态化的偏狭立场下挖掘出来，体现了还原20世纪文学本来面目的努力，显示了文学史重构的一个良好的评价姿态。1985年严家炎在《中国小说流派史》中把他们称为“后期浪漫派”，以后又有不少论家谈及。但实际上，这个“派”的问题远没有廓清。孔范今倾向于把张爱玲、苏青、钱钟书考虑进去，更多的关注其“现代主义属性”[1]。陈思和在《试论〈无名书〉》中认为以浪漫主义思潮的背景来看无名氏的创作特色似乎更确切一些。 其实，“浪漫”正是其作品的风格和情调，“现代”强调的是二人在语言实验和文化、生命主题上表现出的“现代性”品质。两者合起来正是二人作品比较全面的特征和价值。    本文无意于探讨其浪漫主义特征和现代主义属性，而更加关注他们在当时极端的社会环境下对时代关系的独特思考和把握所形成的特立独行的“个性化写作”，他们作品真正的描写对象是生命文化现象的本相，追求复杂的精神文化结构和小说文体实验，这种写作使一度被时代主流话语海洋所遮蔽甚至湮灭的“个人性”话语再次登临文学，而且他们在语言实验上自觉地进行了克服中西文化反差的综合尝试。这些价值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在小说文体方面，徐訏和无名氏与张爱玲、苏青一起，在"精英"与"市井"之间，开辟了20世纪40年代广义的通俗小说另一条魅力独存的蹊径，以他们的创作显现了文学的消闲娱乐功能与文学的历史功利性的共存不悖。从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降，主流文艺的惟功利主义倾向一味追求文学与历史的同构性价值，忽略了文学消遣娱乐的社会功能，雅俗的张力非常显明。1930─40年代的小说界创作在中外古今文化综合融汇的背景上，实现了文化内涵方面雅俗的综合。“越来越多的作家主动向民间文化和传统的通俗文学借鉴学习，并用现代意识观照整合，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2]（P857）一时文坛上多元共存。当然，由于40年代政治地域的分割，雅俗文学融合的程度和性质有很大差别。徐訏和无名氏的小说有评论者推重其“爱情加间谍”之构式之“俗”，并进一步断言他们奇丽诡异的艺术风格和哲学意蕴上对于普遍人性的寻绎已实现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接。这种论述虽带有另一方式的“矫枉过正”、“打入另册”，但也不失其公允。当时，进步文艺界的理想是改造旧的文学形式、普及新的思想及技巧，提高通俗小说的品味。细分起来，当时广义的通俗小说由三类组成：一类是新文学作家的"俗化"，如赵树理、李季等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积极借鉴民间文学形式及大众语言，但同时造成压低知识分子鉴赏水平为代价的"雅俗共赏"；另一类是通俗作家的“雅化”，这一路由张恨水独臂撑天。但“思想进步”的《八十一梦》、《五子登科》再也体现不出作者《啼笑因缘》、《金粉世家》的生活情趣和娴熟技巧。而在雅俗共赏的中间地带催生了现代化的通俗小说，这就是徐訏、无名氏的小说世界。（至于徐訏、无名氏离开大陆以后的文学创作则另当别论。）徐訏和无名氏小说之"俗"，70年代台湾评论家周锦评为“刻意的编织情节，点缀噱头”的曲折离奇的东西如爱情，而借“俗”寄寓抒发生命的哲思──即严家炎所推重之“雅”。因此内容和情节的"俗"与文字和文意的"雅"和谐同构于他们的小说。小说叙事结构常常是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事件的矛盾常是单线行进的，在一个按物理时空推进的故事中有时加入倒叙、梦境、心理活动，但并不妨碍情节线索清晰完整。徐訏和无名氏并没有自觉意识到他们是在创作通俗小说，也没有卷入大众化、民族形式、通俗化等当时文艺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才子佳人的模式，低唱着饱经沧桑的难予明言的断肠之曲，在玩世的衣裳下，演绎的却是现代英雄美人的故事，闪露着内心的忧戚。俗而不腻味，雅而不矫饰，适合上至清高自持的知识分子下至市井小民的阅读口味。这种风格成为40年代文学空间特别的一景，成就了抗战时期文学多样化发展格局。    徐訏和无名氏作品的主题模式常常是从知识分子生存理想出发，在社会政治现实和个人精神现实若即若离之间，形成这个流派对人生、对时代特别的把握方式──在功利与艺术，或者说在历史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之间寻求到某种平衡。在上世纪40年代文坛上，徐訏、无名氏和张爱玲一样属于“异数”，他们的生命追求和艺术追求是协调一致的。从政治态度上讲，他们同样尽量回避政治，远离中心话语；而从美学上讲，张常常以女性视角描写畸形人生和畸形人性，她是"审丑"的，而徐訏和无名氏是审美的。徐訏在《风萧萧·后记》中说：“我是一个企慕于美、企慕于真、企慕于善的人，在艺术与人生上，我有同样的企慕。”[3]“从人性中提炼真的、善的、美的成分让它们在适当的情形中表现出来。”[4]（P19）在血淋淋的间谍与反间谍斗争中，"爱与恨，生命与民族，战争与手段，美丽与丑陋，人道与残酷，伟大与崇高，以及空间与时间，天堂与地狱"，这些哲学概念将作者笔下的主人公“我”束缚成“蚕蛹”，在这蚕蛹中思索生命的真谛何在？生存的本质是什么？这种思考蕴涵了对永恒人性之真善美超越时代的企慕、期待和寻找。生命经不起认真追究，不肯糊涂也许就会疯掉，“我”就带着这份疯痴时时刻刻思索着哲学命题。这种偏执正是《风萧萧》、《野兽、野兽、野兽》、《金色的蛇夜》等小说的力量所在，它使人无法在“伪意义”中安于现状，逼迫人在自我质疑、自我论辩中将掩藏的空虚无情撩开。这些作品根本的结构原则就是对"意义"较真的找寻，并使“意义”趋向一个与本来意志悖论式的结局，从寻找与维护知识者的诗意生存理想到自觉投入民族的工作，这种对原初意义的悖离又恰是对另一种意义的实现。一个哲学研究者的生命希冀归于疯狂的无奈但自觉自愿的沉默，“我”作为一个战争年代的青年，把人生的意义抵押给了时代命运。那么，摈弃先在的理想，现实打动他的要素是什么呢？是期待是寻找，是用行动去争取“恶”退潮后真善美的曙光。作家在求索、在自审中实现了两个“我”的对话，裎露出社会现实与个人精神间令人惊叹的矛盾逻辑。任何浪漫主义都是扎根在现实土壤、生活情感之上的浪漫，现实永远是根，浪漫只是一种基调，是现实中快乐的升华或苦闷的悲歌。时代逼迫人无可逃遁地面对可疑的生活，作家在自我质疑、自我论辩中渴望对“意义”的追寻。以抗战阶段的社会主潮来衡定徐訏和无名氏的创作，显然不属于纯粹的“抗战文学”，但是又决绝的不属于纯粹的与“抗战无关”的文学。他们的很多作品表现出与社会政治现实、与时代写作相对疏离的状态，游离于“有关”与“无关”之间。正是如此，作家在与时代主潮若即若离、不即不离的接触中形成了自己对人生、对时代独特的把握方式。他们并不是将文学与社会完全放进写作的一个“炼丹炉”里，而是将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纳入知识者生命哲学思考的维度，从青年知识分子的敏锐感受和徘徊在歧路的生存体验来与时代进行对话。在真善美的关系中，文学不只是为了“求诚止善”、宣传风教、阐明事理，而在讲究美，讲究艺术性，讲究“玩华绣帨”。所以 ，即便写严酷的战争、你死我活的政治活动，徐訏和无名氏的笔触涌溢出的依然是“个人”书生气的浪漫情怀──对人性本真之礼赞。不过徐訏和无名氏作品常被情节快速滚动所掩饰的一个失误是模式化问题。浪漫情致、抒情笔调当然是“浪漫风格”，但每部小说为读者所提供的主题均为社会现实与个人梦想之间的悖离式结构，二者之间总是有着一个个人不可把握的“天堑”。这无疑是永远纠结于作者脑海的哲学思考，是小说的思想母题，但却成了小说的定式。对情场得意与失意情节的纠缠，对神秘性、偶然性、宿命性因素之渲染，冲淡了小说应达到的理性批判深度，因而削弱了所彰显的时代锋芒和历史意识，并且使生命的哲学思考也变得虚幻而抽象。    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过程中，有效地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建设中国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学的作家作品很不少，但很成功的典型却并不多。徐訏和无名氏是在海派的文化语境下开始走上文学之路的，在中外文化、文学的互动之间，他们自觉地探索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某些可能性，并为我们今天提供了某些方面、某种层次的借鉴。40年代的通俗小说，无论是趋俗或趋雅，都在追求一种大众化、民族化形式，而徐訏和无名氏的小说思想，已摆脱了传统通俗小说的苑囿，走向了彻底的现代化。小说中的人物洋溢着现代风情，故事散发真现代气息。徐訏和无名氏小说深受西方文化的浸淫，其艺术手法和形式技巧如心理推理、精神分析都是西式的，他们用这些手法扩展了小说所承载的时空域。梦是作者常常调动的交割现实与心理活动的手段。在《风萧萧》中有三个梦境，梦一是写“我”把偷白苹的文件放回原处，等待她归来，梦见自己在无风雨无阳光亦无飞禽走兽和人迹的雪山上跌入陷阱，担心雪野上是否留下了自己的脚印。梦中一条白毯子飘落“我”身上，醒来是白苹为“我”搭盖。“陷阱”寓意为“我”刚涉足的间谍工作，二字足以显示“我”内心的忧惧。梦二是写“我”穿了梅瀛子送的圣诞礼物--一套晨衣以后，梦见晨衣飞翔，“我”自觉神秘，而大街上的人却像避祸一样撒了“我”一身红墨水。梦中“搭！搭！”的滴水声，却是梅“剥！剥！”的敲门声。梦三写“我们”工作暴露后，在一个躲藏的小旅馆，梦见死去的史蒂芬与白苹的结婚启事。“新郎新娘来了”恰是梦中的欢会与梦醒后看到的别人的现实。三个梦表现了主人公三种不同的心理。通过变形的手法，表达了“我”对朋友的特殊感情。完成了“人物意识层次中难以完成的心理活动。这种带有奇幻性的艺术描写，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和现代主义特征。”[2]（P917）徐訏的小说《一家》不象路翎《财主的儿女们》所描述的那样是“筵席早就散了”、“灵魂无以驻足”的家，也不是“五四”启蒙文学所宣扬的走出家庭、获取个人解放的家，他通过复现战争时期中国人平凡的生活揭示了在昂扬奋进之外的另一种生命存在，因而他的家是消解“五四”爱情神话的家，是让他在浪漫的飘逸中沉重的面对理想与现实之悖谬的家；他所写的爱情不是两情相悦却棒打鸳鸯，而是完全现代化的人在现实矛盾重重围歼下终于无法把握的爱情。所以说，无论徐訏和无名氏写轻盈的浪漫或是写无法承受的沉重，他关注的总是生存的哲学思考──这其中有对中国传统文化、人生态度、出世与入世观念的依恋，又有对西方人生哲学、生命观念中人性自由的追求。从中国文学向现代转型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作家的宗教人格以传统的道教与佛教作为东方文化深厚积淀的产物与西方文明之间时有冲突，这种冲突即形成中西文化选择的困惑，例如表现在苏曼殊、李叔同、许地山、丰子恺等作家身上。东方文明被作为东方宗教成为人格伦理与美好人性的化身。宗教精神作为一种人文理想薪火传承，到徐訏和无名氏，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新的宗教文化精神建构的基本完成。特别是无名氏，他用阴郁、凄厉的笔致，描画了现代都市社会中人们紊乱、迷茫的心态，表达作家主体对生存的真正价值的梦寻。他的小说主人公印蒂表现出的信仰以属于基督教的“创世纪”和佛教的“大菩提”合而为之，代表着一种东西文化综合的理想人生。无名氏说他的终生夙愿是调和儒教、佛教与基督教，建立一种人间的新信仰。他们的小说所营造的神秘的氛围、浪漫的情调、惊险的细节、迷离的梦境，抒情练句，妙语谈玄中有意无意间对接了30—40年代世界通俗小说的主潮，即神秘、浪漫和惊险。同时，抗战时期的小说消解了中西文化观念的对峙和偏执，以博爱的情怀寻觅人作为类的共通的“人性”之美。超越时代、“能打动普遍人性的特点，正是当代世界通俗小说的主要魅力所在。”[5]（P74）诸如此类的评论，从一定程度上为徐訏和无名氏创作在20世纪文学史上的意义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总之，在1930—40年代，徐訏和无名氏等一些以现代主义为主要文学追求、同时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作家，自觉地进行了克服中西文化反差的综合尝试，把不同的文化精神综合思考且对其他文学范式的特点予以探索，他们文学色彩的别异打破了抗战时期文学的单调，并成为20世纪文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存在，其史学的意义在“时”的递接中将越来越呈现其“光”的本色。

参考文献：[1]孔范今主编﹒面对历史的沉思（总序）[A]﹒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M]﹒济南：明天出版社，1991﹒[2]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册[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3]徐   訏﹒风萧萧·后记[A]﹒成都：东方书店，1944﹒[4]吴义勤﹒漂泊的都市之魂——徐訏论[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5]孔庆东﹒超越雅俗──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本文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作者简介：黄轶（1971—    ），女，河南南阳人，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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